始料未及，潘汉年成了“反革命集团”首犯

一种理论观点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先是在共产党或工 人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广泛传播，并已有若干“事实”的验证： 社会主义事业愈是发展，阶级斗争就愈是尖锐激烈和复杂。

从四十 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的那些年间，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件或“国际间谍 集团”案件。执政党内部不时就会冒出一些被宣布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重要人物。这是世界进入“冷战”时代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也是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气候。

这一理论观点对中国是否有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过影响， 这是一个需要由历史学界来研究的课题。但在1955年的春天，随 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激烈和复杂的 态势，人们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

3月下旬，在中共召开的一次非例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党的 最高领导人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就对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做 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同时提出了相应对策。

他说，帝国主义势力在 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 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准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 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 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 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 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领导人的这番讲话，明白无误地向 人们发出了一个重要政治信息：在我们所要准备和所要采取的措 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要开展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场新的阶级斗争风暴即将掀起。领导人 已经成竹在胸，打击暗藏的反革命势力的计划正在酝酿出台并付 诸实践。

就在这次会议上，在揭露和解决高饶问题时，上海公安局的所 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已经被作为一起重要政治案 件提了出来。前已述及，此案的专案机构早在半年前便已建立并开 始工作。主要当事人扬帆、胡均鹤以及“背后”的饶漱石都已先后受 到追究和查处。

然而就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1955年的4月 3日，此案案情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戏剧性的变化和发展。和此 案虽有一定联系，但却一直并未被卷入其中的潘汉年在这一天突然被捕。随后，潘汉年便成了此案的首犯。后来在对外公开宣布时， 被正式定名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

这一突然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过程大致是：上海解放初 期，潘汉年作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曾负责分管公安工作。杨帆在公安工作中所作的各项决策和采取的若干措施原则上也都得 到过潘汉年的同意与支持。但当公安局被检查出有所谓“重用、包 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时，首先是杨帆被抓住不放，后来才又挂 上了饶漱石。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反复检查、审查过程中，潘汉年一 直被认为并无直接责任。因此，他除了在某些场合从领导工作角度 做过一些自我批评、主动承担部分责任外，从未被牵连进去。他一 直继续留在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领导岗位上。

后来在分管财经建设 工作中，工作成绩依然令人瞩目。特别是在协助陈毅主持“三反”、 “五反”运动时，他对政策的把握和处理问题的稳妥受到了各方面 的一致好评。

1955年3月中旬，他到北京时是以党的代表兼上海 党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来出席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会议 期间，他参加了会内外的一切正常活动。只是到会议临近结束时， 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会上号召所有与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 或是有所牵连的干部应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出书面材料做 出交代时，潘汉年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

他感到上海公安工作中 的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问题既已被定性为一宗政治案 件，杨帆也已被定性为饶的反党联盟成员，那么,他和杨帆、饶漱石 都是有过直接工作联系的。在所谓“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分子 问题上，他自然也有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

那个关键的当事人胡均 鹤正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也不能毫无 关系，尤其是他和胡均鹤在抗日时期就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 他在策反汉奸李土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

1943年夏 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和李士群联系时，李曾借胡将他拉到南京去，并且不经商量便强拉他去会见汪精卫。此事他在回到根据 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过。现在，事隔十二年 之后，当初参与其事的胡均鹤既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当时的有 关情况向有关部门一并交代。会见汪精卫一事虽然自己并无大的 过错，但长期未将此事向组织报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经 反复考虑，潘汉年决定响应领导人的号召，在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鼓 足勇气向中央写了一份材料，将他和胡均鹤在抗战时期有过的联 系以及被强拉去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一一作出交代，检讨了自己长 期未向组织报告的错误。

材料写好后潘汉年就去找出席会议的上 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当面向陈作了汇报，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 央。陈毅听了潘的汇报又匆匆看了材料后再安慰了潘汉年几句，立 即将材料直送中南海毛泽东主席处。

当天，中南海就做出了立即将 潘汉年逮捕审查的决定。

其罪名有二：

一是潘在抗日时期秘密会见 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报告；

二是潘在“重用、包庇和掩护” 胡均鹤等特务分子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

据此，潘汉年被认定是隐 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人物。

潘汉年的突然被捕，不仅潘本人始料未及(他原以为只会受到 严厉的批评或是纪律处分。在上交材料之后便打点行装准备返回 上海),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陈在听了潘的汇报后曾安慰潘，要他思想不要紧张。罗在接到中南 海的指令要他执行逮捕潘的任务时，“出于对隐蔽战线上秘密工作 性质的了解”因而对潘的问题便有“一些微弱不同的看法”。只是由 于中南海的决定只能无条件地执行，于是才有4月3日由他亲率 干员前往潘汉年下榻的北京饭店将潘诱捕。

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定性，正好成了计划在全国开展 内部肃反运动的突破口。

并非巧合的是，几乎就在潘杨案件发生的 同时，胡风宗派小集团的问题也被及时升级到“反革命集团”的高度。舒芜的那一批所谓“密信”的上交，恰似潘汉年那份主动向党表 示忠心的交代材料，都正好提供了阶级斗争所急需的武器弹药。两 起大案要案的发生与披露，有力地证明了开展大规模肃反运动的 必要性与紧迫性。

到了7月初，中南海在一份“关于展开斗争肃清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便论证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潘汉年、杨帆事 件，胡风事件，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这些事件表明，帝国 主义，蒋介石匪帮和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还在采取各式各样的 方式，加紧进行他们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

“理论”与“实践”在这里得到了“统一”的验证。

骇人听闻的三顶“大帽子”

潘杨反革命集团案自1955年4月定性后，随即在中央高层人 士的直接领导(以五人小组形式)和主管部门的具体掌握下开始了 进一步的侦查审理工作。

但此案的侦查审理工作却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曲折和反复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反映了我国公安政法战线 自身的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整个政治历史发 展的艰难曲折历程。

对潘汉年案的审理工作无疑是难度很大的。

这位1926年就入 党的老党员，在长达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既担任过党的中央保卫 机关和情报部门的领导工作，在隐蔽战线上长期独挡一面，与敌人 反复周旋较量；

又受党中央的派遣和委托，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和敌人或朋友打过多年交 道，和许许多多的高层统战对象有着密切的交往；

他还曾经在左翼 文化和宣传战线上担任过党的核心领导职务，和许多著名的左翼文化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亲密的往来。

要从各方面全面审理清楚 潘汉年的经历，的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调查和取证工作就非 常之难。许多当事人和知情人现在都是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或是 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即使知道上面已给潘汉年定性为 “内奸”的情况下，也都不可能没有根据地为潘提出什么新的“罪 证”材料。

个别刚直不阿之士甚至对上面定潘为“内奸”一事提出质 疑。潘的顶头上司之一李克农就曾列举数条反证材料为潘辩解，提 请中央慎对此案。可惜，就连这样高层权威人物的不同意见，也未 能引起决策者的应有重视。真可谓一言九鼎，一槌定音，毫无商榷 余 地 。

潘汉年一案的审理工作难度虽大，但经过上上下下的共同努 力，终于还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到1957年秋后，基本上结束 了。其结果如何，几乎早就可以预知。

因为事实上是已经先由上面 定了性，然后才进行审理调查取证的。审理的任务和过程，不过是 为了证明上面定性的正确罢了。

因此，审理的结果竟是给潘汉年正 式戴上了三顶非常吓人的“大帽子”。除原在逮捕时已定下的“暗藏 在中共党内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奸’”外，又进一步加上了“国民 党特务”和“日本特务”两项大罪名。

这真是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可思议： 一位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 作战斗了数十年的老共产党员， 一位在党内外都很有名气的党的 高级干部，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可怕可恶的“敌特”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理结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因不外 以下三方面：

一是个人迷信已经盛行，凡事“唯上”而不“唯实”。潘 汉年案是由上面定的，而且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定的性，自然 便被视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也不敢有怀疑。倘若真的有人怀疑 什么,那也只会是首先怀疑自己的立场观点是否有问题，岂敢怀疑 “上面”有错?!

因此，从审理工作一开始，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思维定势，一切审理、调查、取证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思维定势进行 的。

二是那种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愈来愈复杂的理论观念已经“深 入人心”,并且正指引着办案者们的思想与实践行动。很多人在思 想方法上似乎已经染上了某种习惯性的病态，即所谓阶级斗争“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凡事宁可想得复杂些，“切不可书生气十 足”云云；所谓“宁左勿右”,“左比右好”,“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是 立场问题”等等。这些有害的病态思潮，当时也已经逐渐形成气候。

三是参与办案的大多数干部来自根据地、来自基层， 一般说来，社 会生活阅历有限，历史文化素养欠缺，对在白区隐蔽战线上对敌斗 争的特殊性及其复杂性认识不足，对于从事高层统一战线工作也 缺乏理解。

比如，潘汉年在敌占区深入日本情报机关获取了许多有 战略情报价值的工作成绩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被抹煞，而 为了取得敌方的信任不能不适度地向敌方提供某些敌方感兴趣的 情报资料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外古今谍报史上比比皆是),则往 往被看得极为严重甚至被夸大。潘汉年的“日本特务”帽子就是这 么给戴上的。

再比如，潘汉年作为中共谈判代表，1936、1937年间 和国民党的谈判代表陈立夫、张冲等有过多次接触。张冲虽是CC 系的重要头目，但对国共合作态度却是比较积极真诚的。潘汉年为 了争取统战工作的开展，同张冲有更多的交往和交谈。并且适当地 向张介绍了陕北的某些并非属于机密的情况。

可是办案者们却据 此认定潘汉年“秘密投靠了CC 派”,“成了国民党特务”。诸如此类 今天看来是很幼稚可笑的问题，当初却是被正式写进了专案报告 和判决书一类文件并由此而定罪量刑。

1957年底，潘案审理结束后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宣 判，而是长期被延搁着。原因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但关键一条是因 为此案原是由党的最高决策人钦定的。有关材料虽然早就呈报上 去了，但没有他的直接发话，谁也不能擅自表态处理。 一拖就是好些年。

直到1962年初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顺 便提到了这个案件，这才使潘案的处理有了依据：以言代法，言出 法随。

领导人是这么说的：“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 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 CC 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 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 的人都得杀。”

这段话的语气似乎是宽容的，但却给原本是冤案的 潘汉年再一次定了性：“CC 派特务”可杀可不杀的人物。

正是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潘汉年案终于在1963年1月由最高 人民法院结案，潘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也是根据同样的精神，又陆续处理了其他类似的一些人物。 1965年，杨帆被判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是1965 年，胡风被判16年 ……

历史是曲折的，但毕竟又是公正的

1963年对潘汉年案的处理，是既有“最高指示”在先，又有最 高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在后，按说是具有足够权威了。谁知历史风 云变幻无常。3年后掀起的“文化革命”风暴很快又将此案原判推 翻。

1967年春天，中央文革下令将潘扬案件重新审查，同时将已经 假释出狱数年的潘、杨收监关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杨原先的 主要罪名之一，就是所谓“包庇掩护”了特务和反革命分子。

现在， 负责主持审理潘杨案件的公安部领导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却又被 中央文革指控为“右倾包庇”了潘扬这样的“特务”、“反革命”。中央 文革一伙原是靠“骂别人不革命以显示自己最革命”的极“左”衣钵 起家的。他们另组专案机构又对潘扬案进行了近三年时间的虐待 性的审查。

结果，1970年，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新问题的情况下，硬是将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以表示他们和文革前办案者的区 别，同时也更显示了他们最最革命的“英雄”本色。

1975年，潘汉年、杨帆分别被遣送到湖南洣江和湖北沙洋的 劳改农场“监督改造”。

1976年10月，历史经历了又一次的重大转折。当风暴过后， 天空逐渐变得较为明朗时，潘汉年、杨帆都仿佛看到了一线新的历 史曙光，从而萌发了新的希望。他们对于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惩 罚，过去就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接受，现在是更加不服了。于是他 们开始为自己申诉，希望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够实事求是 地复查他们的案件，还历史以公正。

不过历史的转折与发展仍然有一个曲折过程。在一段时间内， “凡是派”在一系列问题上还起着主导作用。钦定的潘、杨案件岂能 轻而推倒。潘、杨的申诉当然也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不幸的是， 经历了多年折磨，已经年逾古稀的潘汉年再也等不到拨乱反正的一天，终于在1977年的4月含冤抱屈离开了人世。直到1978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才真正取 得历史性的进展。潘、杨案件开始引起了高层人士的关注。

1981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终于开始对潘、杨案件进 行全面复查。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艰巨工作，1982年8月，中共中央 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红头文件。 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 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 誉”。

文件对潘汉年的一生重新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潘汉年 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 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中央对杨帆也同样做出了彻底平反。这为他安度晚年创造了有利条件。

曾经轰动一时，整整经历了28年之久的“潘汉年杨帆反革命 集团案”,如今早已烟消云散，真正成了一页属于过去的历史。然而 这却是一页令人痛心、令人难忘的历史。对于我国公安政法战线而 言，尤其不应该忘记这惨痛的教训。